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”韩愈向唐宪宗上《论佛骨表》后，宪宗盛怒，将他远贬潮州。在唐代，岭南地区在中原人的眼里，是虫媒猖獗、瘴疠流行的地方。远谪潮州，无异于判了死刑。但是，贬谪正是这样悖论般的存在：本意是让有罪之人在荒蛮僻壤接受惩罚，最终却无意间促进了中原文明向四周的传播。韩愈在潮州驱逐鳄鱼、兴修水利、赎放奴婢、兴办教育，极大地改善了潮州的面貌，更在当地树立延续至今的兴学崇教之风。所以，在今天的潮州，你可以看到山名韩山、水名韩江，韩愈成就了潮州，潮州也记着韩愈，“一片江山尽姓韩”。
“一从坡公谪南海，天下不敢小惠州。”这是晚清诗人江逢辰对于苏东坡的感激。对于儋州，何尝不然。对于海南而言，苏轼有着类似于韩愈之于潮州的地位。宋代海南岛的教育相对不发达，农业落后，人口稀少，当地黎族尚处于部落社会，与中原大地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相比差距较大。如果凭借当地自己的力量，要达到中原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很艰难的。苏轼等中原大儒遭贬入琼，反而成为海南蒙受教化、迈向文明的宝贵契机。这正是五公祠中的对联“唐宋君王非寡恩，琼崖人民有奇缘”的用意。
琼北地区历史上经历了剧烈的地质运动，形成诸如火山岩等各类颇具特色的怪石。儋耳山是儋州境内的一个高山。东坡登儋耳山，望见海阔天空，写下《儋耳山》一诗。

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

儋州之地一马平川，少有高峰，所以登儋耳而望，唯觉此山突兀而立，四处茫茫，傲然耸立，无山可比，仿佛直顶青天。此时，东坡环顾四周，看着路旁的块块怪石，想到女娲以七彩石补天的故事，叹息说这些荒废在此的石头尽是女娲补天剩下的宝藏。人之贤能或不肖，固然在于境遇，更在于其品性。《孟子·离娄下》中讲：“禹、稷、颜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；稷思天下有饥者，由己饥之也，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”说大禹、后稷、颜回地位不同，但都是同道之人。大禹看到天下有困于洪水中的人，就像是自己困在洪水中一样。后稷想到天下有饥饿的人，就如同自己也饥肠辘辘似的，所以他们去治理洪水、教民稼穑。他们虽然地位迥异，功业不同，但是用心一致，勤勉做事，帮助他人，即使换个位置都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海南固然是东坡的人生绝境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照耀一方的文化天空。
“异地则皆然”，东坡在朝为官可以仗义执言，贬官边鄙也照样竭尽自己的才华为地方做事。东坡贬谪儋州，看儋州社会落后、教育不兴，所以开东坡书院，广施教化，培育贤才。对于儋州士子而言，是平生难得的机遇。姜唐佐是儋州当地的小儒生，幸而受教于东坡。东坡对他极为欣赏，在扇上题句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意为中原的礼乐文明并不因海南岛隔着琼州海峡而断绝，姜唐佐定会科举高中，为海南文化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后来东坡遇赦北返，病逝于常州。后来姜唐佐果然高中举人，在京城遇见苏轼之弟苏辙。苏辙感慨万千，遂题下《苏辙续东坡题扇赠姜唐佐诗》，补足东坡之句。
海南岛地处炎方，汉黎杂居，社会落后，但也有如姜唐佐那样卓异的人才，在他身上仿佛有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博学之士的风采。从琼州（即海南岛）那样荒蛮落后的地方过来，到广州科举考场上崭露头角。正是应了东坡当年题句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”。今天他身着锦衣，千人瞩目，我们才佩服东坡眼光独到，见识长远。
极端困苦的海南岁月最终也挨过来了。在贬谪史上，有太多的人在精神与物质双重的痛苦中陷入绝望，最终无声无息地走向坟墓。但东坡不然，“易地则皆然”，在朝廷则心忧天下，在海南则教化海南。最后，让我们读一首《别海南黎民表》，看东坡晚年的人生境界。
他认为，贬谪到海南儋州不是可怕的悲剧命运，而是冥冥之中本就是海南儋耳人，只是前半生寄生于西蜀眉山而已，所以不抱执念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在海南举贤兴教，是造福桑梓的本分事业。现在，我要渡海远去，就像是所有海南人一样，是踏上远方的旅途。人生的生活、死亡、梦境，三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，就像是庄周梦蝶一般，是相互转化的不同事物。临别之时，所放不下的是今后与海南黎族人民再无相见之期，所以他依依惜别，再三寄语，只愿海南文教兴盛、百姓安宁。在《琼台纪事录》，称颂苏东坡对于海南教育事业的贡献。“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，讲学明道，教化日兴，琼州人文之盛，实自公启之。”（朱泽明）